年5月30日是个值得怀念的日子，由朋友相伴前去兰州拜访原省文联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花鸟画家、东乡族诗人汪玉良先生。一声“色兰”和几句浓浓的乡音便拉近了彼此距离。记得年阳春三月，举办东乡二中三十周年校庆暨中学生基金会时，他特意赠送了一幅国画《相思如梦——大接杏》。今天的汪老与十五年前有所不同，腰身也不比以前挺拔。但在谈到自己的民族与文学时，老人精神矍铄，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这是一位和蔼的长者，慈祥的老人，他总是把民族的东西看得很高、很重，把歌颂祖国和对家乡的热爱，始终用一腔热血在一幅幅画中倾泻，用纯净的灵魂在一篇篇诗行里讴歌，在我的印象里汪老不仅仅是一位民族诗人、画家，更是一位民族鼓手、歌手。

画家汪玉良先生与本文作者汪生凯

汪玉良，别号唐汪川人，年出生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唐汪川（今唐汪镇下城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父亲为了躲避军阀抓壮丁，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沿着洮河岸经石峡口、马汉山，打算到兰州等地逃生。途中在一个乡亲的带领下去窑街煤矿当“煤黑子”，这样母亲带他来到三十里外的耶松达坂（今达板镇达板村）外祖母家。汪老对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曾在他的好多作品中多次赞美。后来父亲接他们母子去了兰州，靠补鞋手艺养家糊口。不到十一岁的他一边读书一边挑着担子卖蔬菜，还帮着父亲修鞋。按他的话来说就是挑过担子、摆过摊子、修过鞋子、驮过垛子。苦难也是磨练坚强意志的试金石，造就了他一生清贫豁达，也造就了他一副铮铮铁骨。晚上劳累的父亲和工友们经常在铺台前讲述民间故事和历朝演义，每天都吸引一群群贫苦大众围坐，听得津津有味。那种脍炙人口的口头说唱艺术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成了挥不去抹不掉的烙印。晚上做完功课就挤在大人中间去听，出于对民间故事和口头说书艺术的痴迷，他总是听得心旷神怡、乐此不疲。因为他经常说着这样一段话：“是人民口头文学的奶汁孕育着我，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感受着她的温暖、她的力量，这种温暖力量从幼小的时候起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在我的心灵中隐退。”是啊，无论是依偎在外祖母怀里屏息倾听《米拉尕黑》的时候，或是悄悄地挤在老人们中间，听他们齐声诵念的时候，或闲暇时静静地听唱把式们说唱表演的时候，幼小的心灵总是有一种庄严、自豪的情思在心头回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还在学生时代时，就挖掘民族文学瑰宝——为怎样把民间口头说唱艺术、“花儿”传承下去一直在做努力。大学时的他经常扎在文学的海洋里畅游，被古典诗词和中外名著所陶醉，在优美的格调里不断默默找寻自己民族的文学影子。每逢假期就来到东乡的大山深处，酣畅淋漓地比划、试述、回忆、记录。走访在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的人家、窑洞、毡房。每走一地都会留下他善良、淳朴、憨厚、上进的个性。对民族大家庭的热爱，对民族文学的孜孜追求，是他人生的航标。为了民族文学创作，他几乎走遍了河州大地。记得他曾经说过一件使他难以忘怀的事，那是有一年回家乡在唐汪洮河渡口乡亲给他盛面片一事。深秋的洮河水流量大，坐在扯船上想起老父亲带自己背井离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禁不住潸然泪下。眼看着扯船哥吃力地拉着滑轮索，在浪尖上刨食的辛劳，一幅《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便浮现在眼前，使他感慨万千。靠岸时红脸的扯船哥在招呼上岸的客人后，大声吆喝：“过路的尕兄弟，到我的窑洞里吃碗面片子后再赶路！”岸上的红石崖有个自凿的窑洞，袅袅炊烟如画廊。船哥的老爷子是个美髯公，打量道：“听口音你是阿们的唐汪人，阿达是啊一个？到兰州做什么去哩？”他如实回答后老爷子说：“哎呀呀，按辈分你还是我的侄子哩，这碗饭钱我要不成，你放心吃个两三碗，啧啧，大学生啊。”是啊，乡音亲切如诗，乡音朴实如画。他在回来的路上脑海里总有一个身影在闪动，那就是好客善良的美髯公阿伯。那扯船的红脸阿哥，不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吗？甜蜜的回忆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他回味着先生《故乡》里精彩的一段文字“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自己的路在何方？就是拿起手中的笔杆，来描绘民族最瑰丽的精神，他的一生就是为民族文学创作的一生，是讴歌劳苦大众的一生！

工作后民族文学创作不仅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更是一种责任。年初在宁定县（今广河县）参加土改工作时，接触到了民间叙事诗，为那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所吸引，他被震撼了，这不就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学吗？这不就是自己苦苦追求的目标吗？这不就是自己的知音吗？年至年曾多次到当时临夏县的麻尼寺沟、韩家集、莫尼沟、吹麻滩（今属积石山县）、大河家一带走访，收集了大量资料，几次易稿，逐渐形成了长篇叙事诗《马五哥和尕豆妹》的雏形。并在耶松达坂、池子拉乌、那勒寺等东乡的山乡搜集体验，创作了长篇民族叙事诗《米拉尕黑》。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支辛勤耕耘的民族之笔就这样闲搁了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他还是鼓起勇气把《米拉尕黑》《马五哥与尕豆妹》这两部作品写出来了。它凝聚了汪老全部的心血和对民族的热爱，是在民间叙事诗的基础上重新创作的，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料整理本。更可贵切合实际的是，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马五哥与尕豆妹》严格保持“花儿”这一民间口头文学的特色和底本中临夏地区的语言风格，而《米拉尕黑》则渗透着东乡族民间颂歌的情调与韵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他犀利的笔锋下，在灵感的促使下，在责任的感召下完成诗集《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米拉尕黑》《大地情思》《汪玉良诗选》《水磨坊》，长篇小说《爱神死神》（合著）等多部文学专集，且获得了多种荣誉。尤其是长篇叙事诗《米拉尕黑》、抒情诗《献给十月的歌》，在年和年分别获得第一、二届中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创作一等奖；诗作《水磨坊》荣获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奠定了他在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地位。

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遇到了一些常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阻力，创作道路是可谓艰难曲折。如《米拉尕黑》原作中不少地方留下了统治阶层自身利益的东西，掺杂着有损作品的封建说教。在颂扬坚贞不渝爱情故事的同时，又和传统观念发生冲突，后来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经常引起他心灵不安的顾虑烟消云散了。以原作为基础的再创作是放在产生优美传说的那个历史范畴中进行的，没有离开产生作品的那个时代的生活土壤和当时人民的思想感情。说起他漫长的文学创作之路时，老人感慨道：“每次大大小小的运动都给民族文学创作带来不幸。文革中我遭受迫害，对我的创作打击很大。最使人痛心的是《米拉尕黑》是从年开始写作，年底完成初稿，年初已大体上确定出版了，但是文革开始，以后的情况是，不仅出版不可能了，因而遭到不少斥责，部分原始资料散失。后来作品虽然出版了，并获殊荣，但在我心里一直是一块隐隐作痛的心病，因为那些资料太珍贵了。”老人坚毅而严肃地说：“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传唱底本，作为文学研究的资料，应当保存它原来的风貌，不能随意改动，它们不仅有艺术价值，而且具有研究一个民族珍贵的史料价值。搜集整理和征集民间文学资料时应该具备四点，即时间、地点、旁证人和提供材料者。假若没有这四点，你闭门造车弄出来的东西它就没有实际价值，毫无意义。”同伴则笑着问汪老：“你选择了自己的文学道路，假若没有正确的抉择，就没有今天的殊荣和成就了，也许你老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官儿当大了。”汪老巧妙地回应道：“也就是个厅局级干部吧，当时和我们一起的小干事，后来有的也就成了副省级干部，而我呢，就凭着一把老骨头，拼出了点小成绩，不足为奇。”说罢便哈哈大笑，笑得那么纯真，笑得那么灿烂。事实证明，他的确挺起了东乡民族的脊梁，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民族文学创作者！

在谈到民族文学遗产时，汪老说：“当我听到《米拉尕黑》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遗产文化保护项目，东乡族口头文学与语言列为省级项目的消息时非常高兴，这说明我们的民族文学得到了文化界的充分重视和肯定。但要把我们本民族的文学继续传承下去，还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财力来投入，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以后在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民族文学传承方面，你们的责任很大啊！有些人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很浮浅，认为文化就是唱唱歌，跳跳舞，我们可不能这样说啊，民族文化是传承民族精神的大课题。你们要从小处着手，要谦虚认真地去对待。在此基础上再努力发展其他文化阵地，大力宣传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在文艺创作方面、在文学研究方面，可以参考其他民族的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藏族有《格萨尔王传》、柯尔柯孜族有《玛纳斯》研究，《米拉尕黑》是东乡族叙事诗，在她的格调、韵律及表达手法上是很严谨、优美的，主要故事情节题材来自我们本民族的口头传唱，来自民间的真实故事，值得我们继续挖掘、研究。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苦难太多了，要抢救文学遗产就要有一种苦干实干的民族精神、奉献精神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最近我看了一段记录片，我深感我们的民族是非常优秀的，青藏铁路的筑路大军被称为是天路上的铁军，他们中有一部分劳动者是我们东乡人，是他们挺起了民族的脊梁为我们民族争得了荣光。”在谈到东乡巨变时，老人说：“过去有县没城、面貌陈旧、市场萧条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各族人民苦干实干的结晶，一条条宽畅的马路，一幢幢整洁的楼房，一派繁荣祥和的新气象……变化很大啊。”说到深情处，同伴用普通话即兴深情地朗诵《我的黑夜我的黎明——献给阿妈的歌》：“哦，故土/你不需要庄严的许诺抚慰贫困/我的古老！我的神奇/我的荒蛮原是我的诗情/忧患伴我走进缪斯的大厅/我的故土我的苍凉我的人生/我和你的姓氏一起永存/或和你殒落在跋涉途中/明白了，我是耶松达坂人/这样的时刻我会纯净。”老人边听边解释当时的感受，同伴也在说：“汪老啊，你是科班出身的，笔调就不一样，一些文学大师们的情调就在里面，真让人心潮起伏，回味无穷。”“是吗？在探索诗歌的表达方式上，在新词的运用上，要巧妙地结合本民族的东西，我在新词运用方面，也有过大胆尝试，譬如科学发展、与时俱进、和谐等词在我近期的创作中大量的出现。但不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更不要学别人花里胡哨的东西，是要不得的啊。”他在文学艺术领域已经为自己的民族尽了力，然而他从不满足，他常常为自己不能为挚爱的家乡社会经济发展更多的帮助而不安和内疚。汪老遗憾道：“我对家乡没有什么帮助，这是我经常感到愧疚的一件事……”“汪老啊，你对家乡的厚爱不是拿金钱来衡量的，你的诗文、你的绘画，是留给后人的无价之宝啊！还有不少文学爱好者和学子在你设立的文学美术奖的鼓励下，激发了对民族文学的热情，你是我们民族文学的奠基者，你是我们的骄傲啊……”我们多想再和这位慈祥的大师谈讨人生、民族文学，但已有6个时辰了，怕老人身体不适，就适可而止握手道别。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晚年的他以绘画为主，在甘肃文艺界，人们是这样评价汪玉良的“写诗有成，绘画不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汪玉良文学有成被受赞誉之时，厚积薄发，一发不可收的画鸟作品，再次引来文艺界的一片赞叹之声！“用画来表现诗的感受，诗情画意跃然纸上……”这是他艺术创作的真实写照，“不论是诗还是画，都是我内心情感的燃烧和绽放！”汪老对自己的创作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汪老让人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更因为他的品格，他的诗、他的画，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早在兰州小西湖读书时就颇爱美术，对绘画情有独钟，父亲曾经希望他长大后成为一名作家或画家。少年时受父亲启示投师作画，得名师张启亨、赵西岩（齐白石先生的弟子）教诲。从上世纪50年代自西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就偏爱文学，他走上了从事文学事业的道路，直到晚年才泼墨作画，到底还是应了父亲的一份心愿，但笔者认为，这是他文学事业上发展的另一境界，诗化丹青，相得益彰。他的诗画都在接近天然的原始的美，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他的花鸟画以浓重的文化底蕴，融诗情画意于一体，呈现人类自然的情感和恒久的魅力。尤其是大接杏、牡丹和梅花，着墨独到，艺术个性和人格神韵突出，画面情景文融，仿佛给鲜活的生命以蓬勃的载体，为世人赞誉不绝。作为东乡族少有的作家、国画家，他的花鸟画以其民族价值和新文人画价值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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